事件网上直播

  策划指挥“4·25”非法聚集事件线日，首都北京风和日丽。然而，就在这天，突然发生了一起大规模的非法聚集事件。一万多名来自北京、天津、河北、山东、辽宁、内蒙古等地的“”练习者，有组织地集合起来围住了，矛头直指党中央、国务院，严重干扰了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机关的正常工作，扰乱了首都的社会秩序。这是1989年那场以来最严重的政治事件，在国内外造成了极其恶劣的政治影响。

  这一事件的真相终于被揭露出来，直接策划、指挥这起事件的中心人物，就是“”的总头目。而事发后，却在国外频繁接受各个媒体采访，编造谎言，百般抵赖，为自己的罪责开脱。他先是说，对“4·25”非法聚集事件全然不知，当时他正在从美国到澳大利亚的路途中。当人们摆出他到过北京的证据时，他又不得不承认他确实到过北京，但仅仅是为了转机，没有离开机场。随着事实的不断披露，在这一谎言再度被戳穿后，他又改口说在北京只停留了一天，但“没有与任何人接触”。

  的谎言一次次被事实戳穿。他隐藏在这些谎言背后的违法犯罪阴谋活动，已经清楚地浮现出来。

  是在“4·25”非法聚集事件发生前三天，即4月22日17时10分乘坐美国西北航空公司NW087次航班，从纽约飞到北京的。他在北京停留的时间不是一天，而是前后跨了三天，共44个小时。

  22日入境时，在北京首都机场的一张入境登记卡上留下了自己潦草的字迹。

  在“职业”一栏，在“商业人员”一项下打了一个勾。从他入境填表这一刻到他24日13时30分搭乘中国国际航空公司CA109次航班离境赴香港，他在北京根本就没有从事过任何商业活动。

  从大洋彼岸潜回北京，完全是“有备而来”。他事先通知了“研究会”的核心骨干纪烈武。他一从机场回到崇文区法华寺小区16号楼他的一所相当高级的住宅，就迫不及待地让纪烈武汇报这几天“”练习者围攻天津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的情况。这表明一开始就想抓住这件事策划一场更大的阴谋活动。

  今年4月初，天津师范大学教育学院主办的刊物《青少年科技博览》，刊登了中国科学院院士写的文章《我不赞成青少年练气功》，其中讲到：“有一篇关于‘’的宣传材料，就说有某工程师练了‘’后，元神出窍了，可以钻到炼钢炉里，亲眼看到炼钢炉的原子分子的种种化学变化。”就此诙谐地提出：“炼钢炉里的温度比太上老君炭炉里的温度要高出几百度，钻进去，可能吗？”文章另一段提到，中科院理论物理研究所有一名学生因为修炼“”而“不吃、不喝、不睡、不说话”，最后被送进精神病院治疗，病愈后仍修炼“”，导致病情复发。

  就是这样一篇文章，使和“”的头头们感到有了闹事的机会。4月19日，众多的“”练习者突然涌进天津师大教育学院、，把学校正常的教学和生活秩序完全打乱。

  去年5月，北京电视台曾经因为一个节目里有不同意“”的内容而遭到“”练习者1000多人数日的围攻。但是认为那次围攻组织得不好，未能把事情闹大，为此他还撤掉了“”北京总站的一个负责人。这一次决心利用天津师大教育学院这件事掀起一场更大的风波。通过他操纵控制的“研究会”的具体组织，事态果然一步步地扩大了：

  ——潜入北京的前一天，4月21日，“研究会”副会长、跟前的另一个显赫人物王治文，要求“”天津总站煽动练习者去天津师大教育学院。

  ——潜入北京的当天，4月22日，在天津师大教育学院聚集的“”练习者达到2000多人。“”天津总站再次派人到北京向王治文汇报。王治文对这么多人去闹表示“满意”，并指示他们：“可以白天去，晚上撤。”

  ——潜入北京的第二天，4月23日，围攻天津师大教育学院的人数从2000多人激增到6000多人。当“”天津总站向王治文报告有关部门要劝离非法聚集的“”练习者时，王治文说：“怕什么，这不正是考验吗？”随后，两三千名“”练习者又到天津市委、市政府门前非法聚集。

  天津的事件正随着来到北京而升温。但是，的目标并不只是在天津闹事，而是处心积虑地要把事态扩大到北京，造成更大规模的社会震荡。

  4月23日上午，把“研究会”的核心骨干李昌、纪烈武等人召到他的住处，密谋策划把天津的事情闹大，把火烧到北京。

  李昌和纪烈武在会上说：“天津的事情不能找北京哪个部门，要找中央和国务院。”当即说：“到北京去！”“要，去国务院！”

  强调：“人少了不行，要多去点。去年北京电视台的事就是人去少了，要是去的人多，问题早就解决了。”同时，还让王治文跟外地打招呼：“人来得越多越好”，强调“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。”

  在这次秘密会议上还为围攻的活动制定了一个策略：不能用“研究会”和辅导总站的名义去做这些事情，要把普通练习者推到闹事的第一线。他要李昌、王治文、纪烈武等人去具体组织、落实。

  “4·25”非法聚集的计划，就这样在亲自密谋策划后定了下来。

  23日下午1时30分左右，在首都体育馆南路1号院30门15号，现已定居加拿大的“”核心骨干叶浩的家里，李昌、纪烈武秉承的旨意，召开了具体部署“4·25”非法聚集活动的第一次会议。

  李昌传达了的决定，要求他们通知所有“”练习者，4月25日清晨到聚集。他特别强调，“不单是解决天津问题， 而且是弘法和护法”。为了落实这一计划，他们还决定利用24日的“学法例会”，向“”北京总站各辅导站的负责人进行布置。

  会议还没结束，纪烈武就匆匆跑到住处，汇报计划落实的情况和具体措施。对这次会议表示满意。

  23日晚，为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，天津市公安局对连续几天围攻天津师大教育学院的“”练习者采取了劝离措施。“”练习者陆续离去。整个行动很平和，公安局没有抓一个人，也没发生其他任何问题。

  天津“”练习者被劝离的消息传到北京，当晚22时左右，“研究会”的骨干们又聚集在叶浩家召开了部署“4·25”非法聚集活动的第二次会议。会上，李昌、王治文造谣说：天津警察抓人了，听说还死了人，还有人失踪了。他们要求把这些谣言传出去，为煽动“”练习者大规模非法聚集作舆论准备。

  会议还研究确定了去向党和政府施加压力的三条无理要求：第一，要求公安机关立即放人；第二，给“”提供宽松的环境；第三，允许出版有关“”的书籍。

  反复标榜他“对政治不感兴趣”，多次声称“‘’不涉及政治”，可他一方面建立组织，秘密串联，四处渗透；一方面摇旗呐喊，造谣惑众，策动非法聚众。从他们提出的这三条要求看，目的就在于把他们的非法组织合法化，任由他们发展，以便纠集、形成一股邪恶的政治势力，与党和政府进行长期的抗衡。这不是政治又是什么呢！

  越是阴谋，就越是害怕阳光。按照“不要暴露这次活动是‘研究会’组织发动的”这一要求，“研究会”核心骨干密谋商定，“4·25”行动时李昌、王治文、纪烈武3人和北京总站负责人都不到现场，以免有的“”练习者认出他们，看出他们的组织者身份。

  在作了精心策划、部署之后核心骨干们商定，北京这边一动，他就不宜留在北京，要赶快走，免得把自己暴露出来。为了掩盖罪责，4月24日一早，匆匆收拾行李，在纪烈武的护送下赶往首都机场，买了10时20分飞往香港的CA111次航班的机票。但班机因机械故障不能准点起飞，又改乘CA109次航班，于13时30分飞往香港。

  就这样，从22日晚上到24日上午，在北京停留44个小时。在这段时间里，他的全部心思都用在了策划、组织“4·25”非法聚集活动上。他在悉尼对记者一本正经地说什么“只在北京停留一天”、“没与任何人接触”等等，完全是一派胡言。

  匆匆溜走后，由他一手策划的围攻行动，在李昌、王治文、纪烈武等人的具体组织下，紧锣密鼓地付诸实施。同时，他坐镇香港，遥控指挥。

  4月24日上午8时30分，在北京东城区藏经馆胡同7号，召开了“”北京总站及区县辅导站骨干的“学法例会”。“学法例会”，顾名思义是为学习“”而定期举行的会议，其实就是“研究会”操纵“”练习者的一个重要组织形式。这次“学法例会”，就成了他们为部署“4·25”非法聚集活动而举行的第三次会议。

  李昌、王治文在会上按照的要求，对“4·25”行动作了具体布置，确定去聚集行动的具体时间为4月25日清晨。为了掩盖他们的政治阴谋，会上决定：在聚集现场，各分站长要特别安排一些人负责安全、交通、秩序和卫生，包括现场联系，出现情况和问题要立即处理；并确定了聚集的策略，参加的练习者不喊口号、不带标语、不撒传单、不要有过激言辞，对外不用“研究会”和辅导站的名义。会上还决定，“”北京总站副站长刘志春负责通知北京各区县，王治文负责通知外地。

  会上传达了为了把练习者们哄骗到这次行动中来编出的一套说词：为了“护法”，要站出来求得一个“圆满”。同时要求通过各区县分站把这个意思告诉练习者：为修炼争取宽松环境，这本身也是“弘法”和“护法”，大家要自觉参与到“弘法”和“护法”中来；参加聚集行动是个人自愿、个人行为、个人负责。

  就这样，一方面利用“师父”、“老师”的身份让“”练习者按照他的图谋行动；一方面又竭力避免把他自己和他的一套组织暴露出来。

  4月24日下午，李昌、纪烈武等“研究会”的核心骨干及北京“”总站负责人，在叶浩家召开了部署“4·25”非法聚集活动的第四次会议。

  李昌继续抬出为大家打气。他说：“师傅说这种事情是最后一次了，再也不会有什么机会了。”

  这次会议进一步明确了“4·25”行动现场指挥的组织分工：李昌、纪烈武负责全面指挥，王治文负责与外地联络，刘志春负责与北京各区县联络，姚洁负责与现场联络，刘树人负责利用互联网对外发表宣传稿件。会议还决定，在二七剧场附近的姚洁家设立“指挥部”，在民族宫附近柯明家设立现场联络点，派陈东月、李月秋等在现场了解情况，及时向“指挥部”报告。最后，李昌反复强调总站以上负责人均不到聚集现场。

  根据会议的分工，王治文以“研究会”的名义，向河北、山东、辽宁、天津、内蒙古等地的“”负责人打出一系列电话，要求他们组织“”练习者于4月25日晨到北京府右街“护法”。

  的意图，很快传达给“”各总站站长，各总站站长又逐级传达给各分站、辅导站以及练功者。至此，“4·25”行动的准备工作全部就绪。及其“”组织开始向党和政府发难了。

  4月24日21时40分，北门出现了第一批约40名“”练习者。

  25日凌晨3时07分，北海附近出现来自河北的十几辆大客车，客车上的人陆续在附近地下通道内集中。

  5时13分，大批“”练习者开始从北海公园正门向西行进；另一批人从胡同中走向府右街。

  这以后，聚集的人继续增多。至25日上午，人数已达1万余人。众多善良的“”练习者，在的蒙骗和煽动下，为了“长功”，为了“消业”，为了“圆满”，为了寻找一个好“气场”，来到非法聚集。

  4月25日上午8时，记者在事发现场看到，北门路对面，自东向西一直到府右街北口，便道上站满“”练习者。记者询问其中一些人：“你们这是在做什么？”来自北京远郊县的一名妇女说，要在这里练功。记者问道：“这哪里是练功的地方？为何需要到这里来练功？”这名妇女无言以对。下午，非法聚集人数逐渐增多。18时左右，人群已排列到北海公园前门团城下。此时，府右街的交通中断，非法聚集极度影响了周围地区的社会秩序。

  根据事先的安排，25日清晨，李昌、王治文、纪烈武、刘志春等20多人陆续来到在姚洁家设立的“指挥部”，频繁地与聚集现场联系，不断发布命令，进行指挥。

  当日早上，中办、国办信访局的工作人员约见了现场“”练习者的代表，精确指出“”练习者围聚是错误的、非法的，应立即撤离，并作了大量教育工作。9时许，“”现场人员向“指挥部”报告说，四名代表进了“对话”，但进去的人对为何需要搞这次活动说不清楚，又换了四个人进去，两拨人都说不清楚，要求“研究会”和北京总站派能说清楚的人去谈。经李昌、王治文、纪烈武等人商量，并请示了在香港的同意后，决定由原来不准备露面的李昌、王治文等五人作代表进“对线日，躲在香港的又在做什么呢？

  事实上，在香港的住所内，一刻也没有闲着。25日一大早，他就打来电话向“研究会”核心骨干了解聚集的情况。在整个事件过程中，他始终紧张地与北京的“指挥部”保持着“热线”联系，不断下达指示，遥控指挥现场活动。北京“指挥部”也不断给打电线日当天，他们频繁来往电线多次。在通话中，他多次要求“让外地人多来些，再多来些”。

  纪烈武将现场情况和有关问题及时报告。当现场聚集一万多人时，纪烈武打电话告诉了。说：“好，外地学员多不多？”在两拨代表进“对话”后，纪烈武也都及时向作了报告，说“行”。当中办、国办信访局提出让“研究会”和“”北京总站派人来谈时，纪烈武立即请示，答复说：“找你谈，你干嘛不去。”

  李昌、王治文、郝嘉凤、周德承、刘树人等“研究会”的五名代表，与有关方面负责人无理纠缠长达八九个小时。在此期间，远在香港的多次催问向中央施压的结果。在没有正真获得的指令之前，周围非法聚集的人群仍没有散去的迹象。

  当北京市政府发布通告要求聚集者离开时，纪烈武立即报告，并请示聚集在附近的人撤不撤。问：代表出来没有？纪烈武回答说，还没有。明确说不能撤。

  21时左右，李昌、王治文等人出来后，纪烈武再次报告。问：谈得怎么样？纪烈武说：“明天还要接着谈。”由于中办、国办信访局负责人严厉要求“”练习者立马停止非法聚集，他们请示当晚是否撤离，说：“老李（李昌）让走就走吧。”纪烈武接到这一指令，通知“指挥部”，“让大家都撤”。

  一手策划、指挥的“4·25”非法聚集围攻事件就这样宣告收场。

  4月26日清晨6时左右，当了解到李昌等人并没有见到，就给纪烈武打来电话质问道：“昨天没有见到，李昌怎么就让大家撤了？”为此，他大为恼火，责怪为什么没有谈出个结果来。

  8时左右，李昌、纪烈武等人陆续来到姚洁家。纪烈武说：昨天不该撤，师父还以为见到了，情况没有搞清楚。还要他以“师父”的名义通知外地“”练习者继续来京，要大家再去，人越多越好。纪烈武还叫嚣：“修炼的人什么也不怕，不怕死；必要时还是要流点血，流血才好呢！”

  纪烈武的话，清楚地表明了的险恶用心，他就是要把万余名“”练习者作为棋子，妄图把中国安定团结的局面搞乱，以达到他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。

  随着事件真相的不断披露，人们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，“4·25”大规模非法聚集事件完全是一起有目的、有预谋、有组织、有策略的向党和政府施压、企图搞乱全国的重大政治事件。

  尽管4月25日当天不在北京，但他却在中国的土地上操纵、指挥着“”练习者围攻的非法聚集事件。直至26日下午，纪烈武赶到香港，当面向详细汇报了围攻的全部经过后，才搭乘国泰航空公司CX103次航班飞往澳大利亚布里斯班。

  从指责围攻北京电视台的人太少，到决定把天津的事情闹大，并把火烧到北京来；从确定4月25日在北京发难，到决定围攻，直接向党中央、国务院施压；从决定不以“研究会”的名义出面，而把不明真相的“”练习者推向前台，到决定派出代表到向党中央、国务院提出三条无理要求；从对事件现场的遥控指挥，到决定事件的最终收场等大量事实充分证明，这一切都是亲自策划、指挥的。

  的险恶阴谋彻底破灭了。但他苦心策划、指挥的“4·25”非法聚集事件选在春夏之交，大有深意；地点定在，居心险恶。这一切与国外敌对势力掀起的浊流遥相呼应，干了他们想干而干不了的事。

  “蚍蜉撼大树，可笑不自量”。这个自称能洞悉宇宙奥秘的，错误地判断了形势，高估了自己的力量，到头来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，被押上历史的审判台。